构建对仗理论时的可训规范

古籍刻印，遇见专名之处，必以竖线区而别之，览者至此便可意会，不再执于训诂之学，逐自而释也。这些用竖线标记出来的文字，按照正常的行文之法是读不通的，或者即使可以释读，也大异于著者所要表达的意图。今人则是直接行文，在语意脱离了字的意义之后，不使用任何的标注。这样一来，行文的标准就被掩盖，即使语意与文字脱离开来，如“革命”、“科室”、“上班”等等，大家都可理解，也就掩盖了语意与文字的脱离，是行文的可训规范被忽略和放弃。

　　在对联的对仗问题上，“以字为基本单位构建对仗”的反对者们攻击的着力点便是以现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来看不可训的这一部分特例。这些特例，有的是专名，有的是异同换读，恰恰正是古代汉语的行文里需要标注的地方。古代汉语里的字和现代汉语里的字是有区别的，在古代汉语中，字有其形体有其音读有其训诂，因此对一个字的认定要从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着手，而现代汉语则是以语音为基础的，它把音素作为最基本的单位，而把形体作为书写符号。这样一来，语音就直接关联到了语义上，而文字就从语言里脱离开来，行文的可训规范就被解构，从而出现符号化的倾向。览者见到“干部”、“摇滚”之类的词，自然十分熟悉，不会纠结于每一个字的训诂，更不会标记出来，注解说这是来自日本语中的异同换读或是用来表示某义。

　　很明显的是，一个字出现在行文之中，如果不是以它本来的意义出现，是不能被正确理解的，这就是行文可训。但是因为语言环境的迁移，和语言接触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现代汉语被符号化，从而区分出能指和所指，行文可训的规范就被打破。

　　在古代汉语中，字是形体、音读、训诂的合一，则一个字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这写要素。但事实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存在着例外，这些例外，从发生上说包括如下几种现象，在真实的语言实际中，有的例外确实存在，有的现象只是学术上的设想，也就是具备存在的可能：

　　1、多形、多音、多义：一个字同时具备一个以上的音、形、义，即在任何语言环境中，同一形体的多个音读都可以互换，而不出现语义和语用上的差别、在任何语言环境中，同一音读的多个形体都可以互换，而不出现语义和语用上的差别、在任何语言环境中，同一形体同一音读多个意义都可以互换，而不出现语义和语用上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多音、异写是极为稀少的，而多义的情况并不存在，如果在任何语言环境中因为互换致使语义和语用出现偏差，它们就被视为多个字。

　　2、合形、合音：一个形体、音读承担了一个以上的形体、音读，例如瓩、多咱。

　　3、分形、分音、分义：一个语义由一个以上的形体、音读同时承担，例如彳亍。

　　4、无形、无音、无义：失去音读、形体或语义，其中包括失去一项、失去两项、失去三项。徐冰先生的《天书》，就是有形无音无义的典范。
　　字是音读、形体、语义的合一，正常的情况下汉语是符合这一规范的，在此之外的特例，就要具体的分辨它们产生的原由。

　　现代汉语语言环境的迁移，尤其是语言接触，使字或字的组合具备了符号的功能，经过社会认同之后具备了固定的表义，这就是现代汉语的符号化。例之“德国”，这两个形体在表示德语的里“Deutsch”时，已经不再具备字的内涵，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在汉语里代指“Deutsch”，并且然保留了“德国”这两个形体的音读。

　　对联的对仗规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对它的描述，必须是以正常的汉语为基础，并且要和对联的文体传承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对字的定义进行规范，并对现代汉语的符号化进行恰当描述，提出解决这种例外的可行性。

　　以词为基本单位分析现代汉语，是以语言的符号化为前提的，它把义素作为最基本的构成单位，而采用了组合和聚合的研究方法，从而把形体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从语言系统中独立出来。在语言环境的迁移之后，以词为基本单位描述汉语，是比较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的。但以词为基本单位构建出来的语法体系，只能描述规范的现代汉语，于是教学语法与专家语法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教学语法中的通假、倒装在专家语法中都是不存在的，古人行文，根据的是他们正常的行文规范。对联是一种根基于古代汉语的文体，对它的对仗规则进行描述，必须是以古代汉语为基础的，这就排除了汉语的符号化，回归到字的原始定义上来，将可训作为行文的基本要求。

　　但是，我们毕竟处在一个迁移过的语言环境之中，行文可训的汉语，也远远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于是在语言的研究上，语法体系的分野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对联领域的研究，也会出现相应的分野，这就是对应于教学语法的对联入门实用的对仗规则，和对应于专家语法的用于解释对联的对仗规则。

　　目前关于对仗的论辩，并没有明晰各自的语法体系，并完整定义各自使用的语法概念，也没有做文献的学术传统，对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关切，争论不清几成必然。